随着新冠肺炎疫情进入下行区间，“新基建”打响经济复建第一枪，舆论开始从疫情本身跳出，回到恢复经济、反思疫情发展链路等方面，尤其深层次的城市长期建设与治理问题更引发各方深思。
不久前，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在《财经》杂志撰文，反思疫情背后的特大城市发展问题，他做了一个有意思的假设，如果疫情发生在50万人口的小城，而不是人口超千万的武汉，也许一切会好很多。
此次疫情倒推我们进一步思考诸如“特大城市如何科学管理以避免疫情大规模扩散？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如何能在城市治理中发挥更多作用以保证城市在面临突发状况时的井然有序？“等等关于智能城市未来的建设与发展问题。
近些年来，很多经济学家和城市问题专家大力提倡“中国要多发展千万人以上大城市”的观点，充分利用中国人口基数带来的规模效应，效仿日韩、对齐纽约伦敦，创造超级城市的影响力。
而快速发展超大城市，各种配套和治理方式的滞后，导致城市病不断涌现，我们看得见的，有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社会资源紧张等问题；看不见的，则有人员高度密集潜藏的疫病爆发风险等，它们更为凶恶。
在中国，“恰好”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领先全球，这些年来围绕城市建设的各种智能城市/智慧城市/城市大脑等城市运营层出不穷，在疫情这个无奈的契机下，推动这些领先技术融入大城市建设显得尤为必要。
某种程度上，此次疫情扩散是城市治理滞后于特大城市规模的结果之一，要“治本”确实需要回溯到城市治理层面，解决大城市长期建设问题。
而从新冠疫情发生到现在，AI有着不凡的表现，在城市治理方面展示出深度的应用潜力。那些手握AI技术优势、参与疫情防控的科技企业也顺势成为城市治理领域的“AI样本”。从技术、场景应用到合作方式，除了真正的AI技术和落地能力显露出来，这些企业也在探索出AI推进城市治理的“新基建”范式。
还有更多类似案例，AI在这方面所做的事其实都上升到了城市建设与治理层面，脱离了单纯的疫情本身来进行“支援”。
随着疫情防控逐步走入正轨，支援进入“二阶段”，“人工智能”接棒“互联网”开始展现价值。
